名人传 罗曼 罗兰 贝多芬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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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深邃的平静并未持续多久;不过,爱情的亲切影响倒是一直延续到一八一○年。无
疑,多亏了这一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制力,使他的才华结出了最美好的果实,诸如那古典悲剧《第五交响曲》;夏季一天那神圣之梦——《田园交响曲》(一八○八年);还有那《热情奏鸣曲》,那是受到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启迪写成的,他把它视作他的奏鸣曲中最强劲有力的奏鸣曲,发表于一八○七年,并题献给泰蕾兹的哥哥。他把富于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一八○九年)题献给了泰蕾兹。并附有一封没有日期的信,写上“致永远的爱人”,与《热情奏鸣曲》一样,表达了他的爱情之炽热: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中装满了要对你说的许许多多的话语……啊!不
论我在哪里,你都同我在一起……当我想到你可能在星期日之前得不到我最新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如同你爱我一样,但更加地强烈……啊!上帝!没有你的日子里,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这么地近,又如此地遥远……我的思绪涌向你,我永远的至爱,那思绪有时是快乐的,然后就忧郁了,我在询问命运,问它是否会接受我们。我只能同你一起活着,不然我就活不成……另外的女人绝不会占有我的心。绝不会!——绝不会!——噢,上帝!为什么相爱的人儿要分离?可是,我现时的日子是忧愁的日子。你的爱使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又最不幸的男人。……少安毋躁……安静下来——爱我!今日,昨日,多么强烈的渴望、多少热泪抛向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啊!继续爱我吧,永远也别误解你亲爱的人的心。永远忠于你,永远忠于我,永远忠于我们。”

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原因阻挠了这两个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是条件的差异。
也许贝多芬对人家强迫他长期等待,对让他保持爱情的秘密的屈辱而反抗。
也许粗暴、染病、愤世的他不知不觉之中使他所爱的女人感到痛苦,而他也对此感到绝
望。婚约毁了,然而双方似乎谁也没有忘记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直到一八六一年才去世),泰蕾兹·德·布伦威克仍爱着贝多芬。
一八一六年,贝多芬说:“每当我想起她时,我的心仍像初次见到她时跳得同样激烈。”就
在这一年,他写下了六支乐曲,名为《献给遥远的爱人》(作品第九十八号),生动感人,深邃真切。他在笔记中写道:“一见到这个可爱的人儿,我便心潮澎湃,然而她并不在这儿,不在我的身边!”泰蕾兹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给贝多芬,并题献云:“送给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泰·布赠”。
在贝多芬的晚年,一位友人见贝多芬形单影只地抱着这幅肖像痛哭流涕,并如习惯的那样
大声说着:“你那么地美丽,那么地伟大,宛如天使一般!”那位友人退了出来,稍后复又返回,看见他坐在钢琴前,便对他说道:“今天,我的朋友,您的脸上毫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回答道:“那是因为我的天使来看望过我了。”创伤是很深的。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贝多芬,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你的幸福的。只有在理想的境界中,你才会找到朋友。”
贝多芬在笔记中写道:“屈服,深深地屈服于你的命运:你已不能再为自己而存在,只能
是为他人而存在;对于你来说,只有在你的艺术中才有幸福了。啊,上帝,赋予我力量吧,让我战胜自己!”
贝多芬被爱情抛弃了。一八一○年,他又孤身一人了;但是,光荣来到了,而且他也感到
浑身是劲了。他正值壮年。他任由自己那暴躁和粗野的脾气发泄,不再顾忌人言、习俗、社会等等一切。他有什么可害怕或敷衍的?爱情不再,雄心已无。剩下的只有他的力了,力的欢乐和消耗,几乎是滥用它的需要。“力量,那是不同于常人的人的精神!”他又不修边幅了,他的行为举止比从前更加地大胆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对崇高的人物也是如此。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他写道:除了善良而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其他的高贵标志。”
那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布伦塔诺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任何一个国王对自己的力量有这
样的一种体味。”她被他的威力所慑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全都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啊,歌德……我不觉得自己搞错了,我觉得此人远远地走在当代文明的前面。”
歌德想要结识贝多芬。他俩于一八一二年在特普利兹的波希米亚浴场相见了,但却话不投
缘。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倍加赞赏;但是,贝多芬的性格过于自由、过于暴躁,与歌德的性格难以相融,而且难免会伤害后者。他讲述了他俩一起散步的情况:这位傲岸的共和派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议教训了一通,使后者永远不原谅他了。
“君主们和亲王们完全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他们可以给后者以各种各样的头衔
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无法造就超脱于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伟大。昨天,在归来的路上,我们遇见全体皇族。我们老远地就看见他们了。歌德便挣开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我想说的所有的话,但我就是未能让他多走一步。于是,我把帽子压得低低的,扣上外套上的纽扣,倒背着双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中去。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太子鲁道夫向我脱帽,皇后娘娘先向我打招呼。大人物们认识我。我觉得好玩地看着皇家车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立于路边,低低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毫不留情地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此为贝多芬写给贝蒂娜的信)歌德对此也耿耿于怀。
在这一时期,一八一二年在特普利兹,只用了几个月的工夫,《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
响曲》便写成了: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幽默的交响曲。贝多芬在其中也许表现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说,是最“放松”的,带有欢乐和疯狂的激越,意想不到的对比,令人惊讶的、雄壮的机智,使歌德和泽尔特惊惧的巨人似的爆发,并使德国北方流传说,《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不错,是出自一个陶醉的人之手,但却是陶醉于力和天才。
贝多芬自己也说:“我是为人类酿制玉液琼浆的酒神。是我给人们精神上的神圣癫狂。”
我不知道他是否如瓦格纳所说,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中描绘一个酒神庆祝会。在这
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我特别发现他那佛来米族的遗传;同样地,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里,他那大胆狂放的言谈举止,也是其自身血统使然。在任何一个作品中,都没有比《第七交响曲》中蕴有那么多的坦荡、自由的力。这是纯粹为着娱乐而毫无目的地在浪费超人的精力,如同一条泛滥之河的那种欢快。在《第八交响曲》中,力显得没那么雄浑,但更加奇特,更加具有人的特点,悲剧与闹剧交织,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任性交融。

一八一四年,贝多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作欧洲之荣光。他积
极地参加节日欢庆。亲王们向他致敬;而他则如他向辛德勒所吹嘘的那样,高傲地任由他们向自己献媚取宠。
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一八一三年,他写了一支《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一八一四
年年初,他又写了一个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再生》。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君王们面前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而在一八一五年,他为攻陷巴黎作了一个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应景之作比他其他所有音乐作品更加为他带来声誉。布莱休斯·赫弗尔根据弗朗索瓦·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完成的木刻画,以及一八一二年弗兰茨·克莱恩在他脸上拓出的脸模,都把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张紧咬着牙床、愤怒和痛苦深印的狮子脸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意志力——那种拿破仑式的意志力。贝多芬在谈到耶拿战役之后的拿破仑时说道:“真不幸,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拿手!否则我将击败他!”
但是,贝多芬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如同他在写给弗朗索瓦·德·布伦威克的信中所说:“我
的王国在天空。”
继这光辉时刻之后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对贝多芬从未有过好感。像他那种傲岸而自由不羁的天才,在这座瓦格纳那么深恶
痛绝的轻佻浮华的城市里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贝多芬从不放过任何可以离开它的机会。一八○七年底,他真切地想过要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维也纳充满着音乐的源泉;我们也必须实实在在地指出,维也纳也始终有着一些高雅的鉴赏家,能感觉出贝多芬之伟大,避免使祖国蒙受失去他的奇耻大辱。一八○九年,维也纳的三位富有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大公、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每年给贝多芬四千弗罗林,唯一的条件是他得留在奥地利。他们说:“由于一个人只有在不为衣食所虑的情况之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艺术,才能创作出艺术之荣光的那些伟大作品,所以我们决定以此方法使路德维希·冯·贝多芬摆脱可能阻遏其才情的物质上的障碍。”
不幸的是,效果没有回应承诺。这笔年金并未足额付给,很快就又完全停止发放了。自一
八一四年维也纳大会之后,贝多芬的性格改变了。社会开始薄艺术而厚政治,音乐兴味被意大利风破坏了,而时尚则完全倾向于罗西尼,视贝多芬为迂庸。
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人们,或散或亡:金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二年,里希诺夫斯基亲王
死于一八一四年,洛布科维兹死于一八一六年。受贝多芬题赠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的拉美莫夫斯基,一八一五年二月举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一八一五年,贝多芬同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勒宁闹翻了。从此,他形单影只。他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
贝多芬的耳朵由重听变为全聋。自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同剩下的那些人除了笔头交流而
外别无交往。最早的谈话笔记是一八一六年的。大家都知道辛德勒关于一八二二年《菲岱里奥》演奏会的那痛苦的叙述。
“贝多芬要求指挥总排练……自第一幕的二部起,显然他已完全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了。
他大大地减缓演奏节奏;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演奏时,歌手们则自顾自地在超前。于是乎,一下子全乱了套了。平常的那位乐队指挥乌洛夫提议稍事休息,但并未说明缘由。同歌手们交谈了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同样的混乱再度出现。必须再次停下来。很显然,不可能在贝多芬的指挥下继续演出了;但又怎么同他讲呢?没有谁忍心对他说:‘退下吧,可怜的家伙,你无法指挥了。’贝多芬焦急,烦躁,左顾右盼,努力地想从不同的表情中看出点原因来,但大家全都默然无声。突然,他厉声唤我。当我走近他的身旁时,他把他的笔记本递给我,示意我写。我写下了下面这句话:‘我恳求您别继续指挥了,回去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他猛的一下跳到下面,冲我嚷叫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来;进得门来,他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待到吃饭。饭桌上,没法让他说一句话,一副痛苦不堪、颓丧无力的样子。晚饭后,当我起身告辞时,他挽留我,向我表示不愿一个人待着。我俩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耳疾方面颇负盛名的那位医生……在我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见到过有哪一天能同十一月里这致命的一天相比拟的。他的心灵受到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生活在这个可怕场面的阴影之下。”
两年后,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指挥(或者不如按节目单上所说,“参与音乐会的指
挥”)时,全场向他发出的一片喝彩声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见;直到女歌手中的一位拉着他的
手,让他转向观众,他这才突然看见观众全体起立,挥动着帽子,拍着手。一位美国旅行者罗素一八二五年光景看见过他弹钢琴,说当他想轻柔地弹奏时,琴键没有响声,在这静寂之中看着他脸部的激动表情和那抽搐的手指,真令人伤感。
贝多芬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离群索居,唯有大自然能带给他一点慰藉。泰蕾兹·德·布伦威
克说:“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音。”它是他的避难所。一八一五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有人像贝多芬那样地喜爱花草、云彩和自然,贝多芬似乎依靠着大自然活着。
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人会像我那样喜爱田野……我对一棵树比对一个人还要喜爱……”在维也纳,他每天都沿着城墙遛一圈。在乡间,他常独自散步。从黎明到夜晚,不戴
帽子,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雨。“全能的主啊!在树林里,我好快乐——在树林里,我快乐——
每一棵树都在传达着你的话语。上帝,多么灿烂!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山丘上,一片寂静——为你效劳的寂静。”
他精神上的焦虑从中找到了慰藉。他被金钱的忧烦弄得精疲力竭。一八一八年,他写
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可我还得装出一副不缺衣少食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
道:“作品第一百零六号是在紧迫的情况之下写成的。为求取面包而创作真是苦不堪言。”施波尔说贝多芬经常出不了门,因为鞋子开了口子。他欠出版商的债不少,因为他的作品卖不出什么钱来。《D大调弥撒曲》预订时,只有七个订购者(可一个音乐家也没有)。他的那些精品奏鸣曲,每一支曲子都耗去了他三个月的劳动,但每一曲只勉强给他换回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号、第一百三十号、第一百三十二号),也许是他的最深邃的作品,仿佛以血和泪写就,但亲王却一分钱也没付给他。在日常的窘境中,在没完没了的官司里(或因索取别人答应他的津贴,或因要保留对侄子——他兄弟于一八一五年因肺结核死去后留下的儿子的监护权),贝多芬耗得油干灯灭了。
贝多芬把心中溢满的温情全都倾注在了侄子的身上。他这又是在自己折磨自己。似乎有一
种境遇的慈悲在费心地不断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难,以使他的才气不乏其营养。一开始,他必须同不配做母亲又想夺走小查理的弟媳争夺这个孩子。
他写道:“啊,我的上帝,我的城垣,我的防卫,我唯一的避难所!我看透了我的心灵深
处,你知道我不得不容忍那些想与我争夺我的查理,我的宝贝的时候,我所承受的苦痛!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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